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里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刘晓菊也不例外。在不同的角色间转换，对刘晓菊而言，是自如而非刻意的一件事。

这也许是因为她的性格，明媚开朗如一缕阳光，自由地做自己，就是最好。刘晓菊的笑坦诚真实，与她在一起，不由地就会生出一种向上的力量。

这样的人，这样的人生，也许不可复制，但如此赏心，同样带给我们喜悦。

医者

当年在家人的影响下，学医对刘晓菊而言，几乎是不用过多思考的选择。

1980年，当她离开家乡天水，去西安医科大学读书的时候，还不到17岁。从那时起，刘晓菊就走上了一条永不言悔的路。    

5年后，刘晓菊毕业分配至兰大一院工作，转眼至今。数十年在同一家医院做医生，刘晓菊从内心深处“对兰大一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听别人说医院如何如何，心里就不答应。”这种不由自主的维护是一种深深的情感，我们对于亲人、对于家庭、对于国家常常也会有这样的感觉。自己可以百般说他不好，就是听不得别人说他一丁点不好。

工作之初的5年，刘晓菊在内分泌科工作。1990年，她考入兰州医学院开始攻读硕士学位，1994年获得内科学呼吸专业硕士学位。2000年又考取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1980年读本科、1990年读硕士、2000年读博士，10年一个台阶，边工作边学习，刘晓菊不以为苦，反而因职业生涯能够始终与学习生涯相伴随而感到幸运。“工作过程中，总是感觉不行，我得去充充电，不停地学，还是感觉不够。”刘晓菊总是感觉“不行”或“不够”，所以学习的脚步永远停不下来。而医学本身，也是一门永不能停止探索的学科。

2005年在广州学习，之后又前往英国做访问学者，在不断的学习与实践过程中，刘晓菊的视野与思维得到了无限地扩展，“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在广州学习时遇到钟南山教授，在英国又遇到国际最知名的教授……”

从17岁初次踏入医学大门的少女，到今日学有所成的呼吸科专家，对于医学，刘晓菊从不了解到渐渐喜欢，再到今日的融入血脉，这一生已无法再割舍与医学间的情缘。

她享受来自于职业的那份成就感，“这种成就感很具体、很细微，或许是一次顺利的诊断、或许是病人的一个微笑……这种成就感与名利无关，而是关系内心的自我认可。”说这话的时候，刘晓菊笑得灿烂，笑由心生，这一刻的刘晓菊很美。

和大多数医生一样，刘晓菊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大痛苦是“无能为力”的感觉。纵然是天天救死扶伤，但总有“救”不了的“死”、“扶”不了的“伤”，这种时候，刘晓菊最难过，虽然也知道很多事情并非人力所能为，但毕竟是与活生生的生命打交道，内心的煎熬与折磨无法避免。

成就感与无力感，是每位医者都能体会到的幸与不幸。

刘晓菊最难忘的是2003年，那一年非典在中国恣意肆虐。当时的刘晓菊是呼吸科副主任，4月的一天中午12点半，她接到电话：“还在医院吗？马上来开会。”她赶紧跑去开会，到那儿一看，除了院领导就是她，“这开什么会呀？”大家说：“就是给你开会啊。”

国务院非典督导组马上要来兰州，并且要来院里督导工作。院里决定临时成立非典救治病区，准备任命刘晓菊为病区主任。

经历2003年非典的人们应该还记得，当时全国的形势有多么紧张：人们见面不敢握手改拱手行礼、吃饭开始分餐甚至取消聚餐、公共场合冷冷清清人迹稀少、大型集会全部取消、到任何地方都要先测体温、如果你敢在人前咳嗽两声周围立刻会空出一片场地……

临危受命的刘晓菊没有表现出任何惊慌，只提出了一个要求：“我的博士论文马上要进行答辩，到时我可不可以抽出一点时间去参加？”院领导一听她这要求，立即说：“没问题，院里可以出函争取延期答辩。”刘晓菊一听急了，心想，我这什么都准备好了，一旦延期要等到什么时候？赶紧说：“不用不用，这问题我还是自己解决吧。”

当天下午4点，刘晓菊到达非典病区走马上任，连同从呼吸科带去的人，总共4个人组成了一个特殊团队。当时已有一位疑似病人，没人知道是什么病，也没人敢看，患者家属站在病房门口大骂。刘晓菊二话没说，穿上防护服就进了病房。所谓的防护服，不过是手术室普通的隔离服，根本不是后来人们从电视上看到的从头到脚全幅武装的专用设备。

在非典救治病区，刘晓菊立下规矩：所有病人她先看。她这样做是因为“我的病人，就该我来看。”

随着非典在全国范围内的扩散，医院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送病人的车一来，送的人远远地给病人一指，“喏，就那儿，你自己过去吧。”然后赶紧开车走人。兰大一院作为涉外医院，甚至还迎来了一位不知国籍的外国病人，对方说的话没一个人能听懂。

刘晓菊和她的团队无从躲避，除了送到医院的，还常常需要出诊，一个电话打过来说是发现疑似病人，10分钟后就要出发。仅定西的一例患者，刘晓菊就不知跑了多少趟。肢体的接触、面对面的交流，这些常人可以设法避免的相处方式，医护人员必须面对。

当时人们对医护人员的依赖前所未有之强，仿佛他们都具有金刚不坏之身。但事实是，医护人员被感染的病例渐渐有所耳闻。国家督导组的人检查完工作，对刘晓菊他们非常郑重地交待：“多保重！我们医护人员千万不能倒下。”这样的赠言听上去，怎么都有几分悲壮。

当一切成为过去，刘晓菊觉得庆幸：“好在甘肃全是输入病例，没有二代病例。”刘晓菊和他的团队渡过了一劫，她说不能忘记很多人在这期间给予的支持，更不能忘记共患难的朋友们。

在隔离病房里，刘晓菊完成了博士论文。2013年6月初，她如期、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答辨。

从非典到H7N9禽流感，几乎年年都要让人心神不定的传染性疾病，多与人的呼吸有关。一呼一吸间，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呼出了什么，又吸进去什么，因为不知道，所以更恐慌。

刘晓菊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总有病人自己吓自己，在已确认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依旧顾虑重重，无论你怎么苦口婆心地劝，他总是疑虑难消。刘晓菊只好将心比心：“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结核病人，你说我们怎么办？”

的确，从最传统的传染病肺结核到最近的H7N9，呼吸科的医生们防不胜防。而刘晓菊，还担任着全省防治艾滋病专家组副组长一职，如果怕，就无法医病救人。即使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因为选择了这条路，就必须承受。

多年的从业经历，使刘晓菊深感，医学知识的科普太重要了。但她同时也感慨：“医生太忙，缺少时间。”只好尽可能地参加一些临时性的科普讲座。

职业教会刘晓菊“坦然面对”，因为习惯了。“只要没有发生人传人，就不是最可怕的，就是可控的。”但她也深知，“水脏可以不喝、饭脏可以不吃，但空气脏了呢？你不能不呼吸。”医者刘晓菊，又将关注目光投向PM2.5对呼吸道的影响。

只要还有人类、只要还有呼吸，刘晓菊和她的同行们，将永远不能停止脚步。但她乐在其中，她说：“医生是个很好的职业。”

管理者

刘晓菊很忙，约过几次，终于在她“旷”了一次会议后，采访才得以进行。

“一下午时间都是你的。”也许是连推了几次，所以她很大方地承诺。事实上，进门之时她正对着墙上的几张片子“指点江山”；出门之时，门外已有患者等着向她咨询；而在采访期间，有人走进来、有电话打过来……而这已是她很努力地，把不大要紧的事往后推的不忙碌状态。

这应该是她工作的常态。令人欣喜的是，在这种状态下，她不焦虑、不沉重、不发火、不埋怨，听她爽朗地笑、看她利利索索地安排工作，无意间传递出乐观积极的正能量。

事实上，刘晓菊在工作中遇到的头疼事应该不少。除了作为一名医生要面对形形色色的病例、形形色色的病人；作为一名管理者，她还要承担更多的管理责任。

而管理是一门需要想办法把事情办好的学问，管得好，是学问；管不好，就成了负担。对专业工作者来说，更是如此。

在非典后期，刘晓菊已承担起新闻发言人的角色。从来只是和病人打交道的医生，要面对一群有无数问题的记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挑战。“我需要学习医学领域之外的其它知识”。她积极地参加新闻发言人的培训，“这类培训对我来说，是很难得的学习机会，我学会换角度思考问题。”

与新闻媒体打交道，是为了在更大范围内，让更多公众更好地了解医院、了解医生。

医患间的沟通，是每位医者都必须面对的难题。“过去的大夫不大重视医患关系，我说了算，我说咋办就咋办。”随着患者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地提高，医患纠纷随之增加，医生最大的压力，已不再是医疗技术上的难题，而是如何处理或避免医患纠纷。

很多医生上门诊看病，都有这样的体会：门外等候的病人永远嫌里面的人耗时太久，轮到他，又嫌时间短，嫌医生三言两语就打发自己走。“事实上，医生是根据病情来处理，而不是与人闲聊天。很多医生上门诊没时间喝水、没时间上厕所，哪有时间聊天？”

“平心静气地沟通至关重要。”刘晓菊说道。任何一个医生都想做个好医生，尽管任何一个行业都有不自律的人，但绝大多数医生都是负责任的。

刘晓菊忧虑重重地说：“医患纠纷长期发展下去，受损的还是患者。医疗技术的进步过程总是要冒风险，但医患间的紧张迫使医生选择采用最保守的方法，对患者未必是最好的方法，长远来说，也不利于医学的健康发展。”尽管心有忧虑，但刘晓菊还是相信：“会越来越好。”

都说看病难，看病贵，刘晓菊在这个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在欧美一些国家，看病必须先看社区医生，社区医生再决定要不要转大医院看专家。想要直接看专家走‘快车道’也可以，那就要多付费。”而在我们国家，人人都想走“快车道”，结果造成“快车道”的堵塞，并且造成一部分医疗资源的浪费和另一部分医疗资源的闲置。“问题在于，我国社区医疗体系尚在完善之中，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医生学了医，就要去大医院当专家；病人呢，哪怕是一场小感冒，也要去大医院，图个放心。”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将要经过一个长期的、系统的过程，而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很多矛盾依然集中在医患之间。

不知道这种不畅通的医患关系是否影响到年轻人学医的热情？据说今年是史上最难就业年，但医院想要招到满意的人，却非易事。“医学的专业性极强，资格认定非常严格，再加上我们地处西北，能招到满意的人才也难。”人才对于一家医院的长远发展有多重要，刘晓菊非常明白，也因此思考更多。

刘晓菊对自己要求一直很严，严以律已、严以律学生、严以律同事，也不管这样做会不会得罪人。人家要报她的研究生，她先声明：“我的要求很严，你能适应就报，不适应就不要报。”对待同事也是直来直去不拐弯。起初还会为因此带来的一些不快而困惑，时间久了，想明白了“我就是我，对事不对人，我们不能做没有规矩的事。”

从骨子里说，刘晓菊是一位单纯的医学专家，而非官员。这样的人多一些，就会多一些方圆规矩，很多事情也可能会简单许多。

母亲

刘晓菊有个很优秀的儿子，清华大学毕业后，目前正在耶鲁大学就读。

你要问她是怎么教育儿子的，她得琢磨会儿才能回答你：“散养，孩子的潜力是无穷的。”

她这“散养”二字，其实真不好学。

一岁半就送孩子上幼儿园，一个冬天连得三次肺炎。孩子两三岁就哄着洗袜子，洗完了直夸洗得好，然后自己再去悄悄洗一遍。5岁时，儿子按妈妈的吩咐去院里打开水，一桶水提不动，甩来甩去泼泼洒洒，别人看见了，喊：“我要告你妈妈虐待儿童。”刘晓菊觉得自己没有错，“我告诉他注意事项了呀，不要装太满、不要烫着，我想他应该知道怎么办。”

孩子作业写完需要家长签字，她看都不看大笔一挥签个字又去忙自己的。第二天儿子委屈地说昨天有道题错了，老师批评了。刘晓菊也觉得很委屈：“哎呀，你自己的作业都不检查清楚，就让我签字，我多丢人呀。”

这样的事多了，儿子明白一个道理：该自己做的事情就得自己做，该自己承担的责任就得自己承担，妈妈只是在帮我。

孩子的奶奶和外婆都是医生，她们的观点也很一致，都认为刘晓菊对孩子太严，“你就像个后妈。”刘晓菊说自己没办法，她和爱人汤旭磊都很忙，顾不上。在刘晓菊看来，“如果孩子是八、九点钟的太阳，那我们就是正午的太阳，我们也要发光，不能为了八、九点钟的太阳不要自己。”

在中国，习惯了为孩子牺牲，反过来又责怪孩子辜负了自己的家长比比皆是，有多少父母能做到这样“散养”？

忽然有一天，小学即将毕业的儿子跑来对刘晓菊说，科中的摸底考试已经结束了怎么办？她才恍然大悟：“怎么忘了？这事怎么办？那你去找科中的校长问问，看人家要不要你。”

儿子可能不知道别人的家长是怎样处理这事的，既然妈妈说了，就和两位同学一块去找校长。“我妈妈让我问问你们要不要我？”校长翻开名册看看成绩，然后对孩子说：“好，回去告诉你妈妈，可以了。”

儿子奥赛得了一等奖，回来说：“别人家长都去了。”刘晓菊一听也觉得愧疚，“噢，可我们现在也过不去呀。”

9岁时，儿子在南关学围棋，自己坐车去，晚上再赶末班车回来，两人也不接送。其实心里也有些放不下，该到家了还没回来，两口子就一趟趟去窗口看。学围棋是儿子自己的选择，刘晓菊说：“好，你喜欢就学。不做就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风吹雨打不能缺课。”

渐渐地儿子养成习惯，做什么事都很认真。

养成习惯的过程很累、形成了就顺利了。学游泳，老师让游几个来回，他就游几个来回，也不管别的孩子怎么“偷工减料”。老师说：“这孩子能成事，他认真。”果然学得很好，蝶泳、自由泳……拿了好几个第一，很快达到国家三级运动员的水平。

中考，也是儿子自己搞定，刘晓菊当时在上海。高考同样如此，刘晓菊唯一表现好的是确保儿子回来有饭吃。自己该咋忙还咋忙，令中国无数家庭备受“摧残”的高考，在她家是波澜不惊。

“给孩子一个空间，让他自己去发展。”别人说儿子能当状元，刘晓菊却对儿子说：“咱不当状元，咱在第一方阵就行了。”这是没有要求的要求，她有她的道理。

儿子在清华大学同样是佼佼者，游泳队队长、学生会主席、辩论赛最佳辨手……荣誉多得不得了。刘晓菊感慨“他的社会能力、组织能力远比我们强。”承担了那么多社会工作，还学了个经济学学位，成绩同样名列前茅。

现在轮到儿子很忙了，“我们去北京，要和他约，才能见人，比我们还忙。”

在清华读书时，儿子参加清华大学和牛津大学的一个合作项目，整个清华只有一个名额，儿子入选。后来儿子与人合作的一篇论文在《科学》杂志刊出，这令刘晓菊有些意外的喜悦，“虽然是第四作者，可是能在《科学》杂志刊出，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呀。”

清华大学毕业后，儿子获得耶鲁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不但不再花家里的一分钱，还邀请父母，“你们来探亲吧，钱我出。”远隔重洋，儿子在国外同样令刘晓菊放心，“听说他在耶鲁还担任着华人华侨协会副会长。现在他是一个社会人了，我们的培养任务已经完成。”

刘晓菊这个优秀的儿子，是从一个幸福的家庭走出来的，她的家曾被评为“全国五好文明家庭”。

谈对象时，刘晓菊心想绝不找同行，现在觉得同行能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也挺好。她和爱人汤旭磊都爱读书，两个人硕士、博士轮换着念。目前两人都是二级教授、一级主任医师、领军人才。“两人还可以同时退休，同时抱孙子。”

从住院医师到主治医师、再从副主任医师到主任医师，“就这样忙忙碌碌，一转眼28年过去了。”刘晓菊感慨。

“一个人应该很立体”这是刘晓菊的人生感悟。正是如此，医者、管理者、母亲这三重身份，如人生的长、宽、高，构建起一个真实立体的刘晓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