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兰大一院的故事

                                     

                                                  许自诚

岁月苍茫，山水迢迢，人生迟暮。

这一个世纪的人生，于我是惊心动魄、曲折动荡，亦是静水流深、岁月静好。细思这一生，值得感念的岁月，大半都和兰大一院紧紧联系在一起。回思每一个人生片段，似乎都与兰大一院有着不能割舍的联系。兰大一院，已经长成我生命的一部分，共生共长，共荣共辱。

在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兰州大学110周年校庆到来之际，我完成了《脏腑论》，这是时光的馈赠，也是命运的优容。我把它作为对我所深爱的祖国的献礼，也作为对兰大一院的致敬。深谢这时光深远，让我能够从容以对。

   

（一）萃英门内的缘起

我是1924年出生的，其时中华大地风云际会，狼烟遍地。身处动荡和变革的时代，在裂变的大地上，自小我就看到民生之多艰；在时代的洪流中，我感受到真理之光芒。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深夜茫茫之时，就该让自己活成一束光。这正是青年人该有的担当。面对苍生疾苦，我的老师建议我投身杏林，能悬壶济世安民。我听从了老师的建议，决心献一己之身，尽绵薄之力，救人于危殆，安民于乱世，一抒舒平生之志。

也正是这一念之起，让我和兰大一院结下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兰大一院所属的兰州大学医学部，前身是甘肃学院医学专修科，后改为西北医学专科学校。1942年我考进医专，开始了为期8年的学习。从入学的那天起，我的生命就和兰州大学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当时，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中华大地，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而兰州作为抗战的大后方，迎来了许多著名教授、学者。文有顾颉刚、水天同，理有朱子清、陈时伟，医有于光元，张查理，马馥庭……当时的兰大，可谓群贤毕至、大师云集。他们的到来不仅奠定了兰州大学的百年风骨，也给予我们难得的造化际遇。

这一段经历，是我人生最重要的部分。一个个大师如燃灯巨烛，在黑夜里照亮我们追求真理之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将一个叫信念的东西，灌注到我们心里。此后，我对医学的尊敬，对人文的思考，对生命的敬畏，都源起于萃英门内这一方小院。

一次，一个我老家临洮县的阑尾炎病人，病势危急，被家人用马车拉到兰州来。我跟老师说了这件事，老师说你让他来，我给他做手术，免费。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到现在我仍清晰地记得，当日于光元教授教导我们，要做一个好医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基督的心；二是女人的手；三是鹰的眼。意思是，要有耶稣基督的爱心，对待病人、检查病人时手要轻不能粗鲁，观察病情时要敏锐如鹰眼。这我一直铭记在心，从未忘记，成为了我一生行为的准则。

（二）70年行医路，初心不改

1948年（国立兰州大学时期），新任医学院院长乔树民始建附属医院。当时规模较小，住院部床位仅32张，医务人员及其他人员共计不到100人。1954年兰州医学院独立建院后，开始筹备建两个附属医院。

我1950年毕业后如愿以偿地留校任助教，后被分到兰大一院工作。我是新中国成立后兰州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也是兰大一院最早的医生之一。开始从医之时，兰大一院的条件很简陋，我也缺乏经验，困难重重，甚至是常常临深履薄。

1951年我在皮肤科。科里只有我和主任两个人。一次主任外出进修，科里只剩我一人。刚毕业的我，没有什么经验，很多皮肤病都没见过，不敢轻易下诊断。但门诊又不能停。怎么办？我想出了个“笨”办法：病人来时，我详细询问病情，观察病人皮肤形态特征，但并不立刻作出诊断。我跟病人说：“你这个病我需要好好查查书，请您后天来诊。” 病人不仅没有恼，反而认为这个大夫很负责任。

“隔天”开药，争取到一天时间来研究查证、谨慎处置。我跑到图书馆，借了一本英文版的皮肤病学书《皮肤病学图解》。这本书的特点是将常见皮肤病的好发部位、形态等标记得非常清楚。我对照病症反复查阅，确定诊断、治疗方法。第三天，等病人来了，我再开处方。一般服药后，疗效都很好。病人满意，我也得到安慰。

困难是最好的老师。压力越大，动力也越大。面对重重困难，我反而越挫越勇。就这样，我用自己的“笨”方法，解决了患者的痛苦，医术也得到了精进。后来，来找我看病的病人越来越多，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患者的信任。

在数十年从医的过程中，我也慢慢悟到了医者仁心的真义。仁心，是于光元教授常常讲的基督心，对病患有感同身受的悲悯之心，有扶危救困的仁者之爱；也是孙思邈讲的“以慈悲心救渡苦厄”，无“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之分，完全纯乎天理之心，并无所世事之浊。

这对于医者品格的形成非常重要。在这数十年的行医生涯中，我始终身体力行地践行着。一切为患者着想，一切从患者出发。用最简单、合理的、有效的药治病，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心理压力。

有一次有一个老汉，用门板抬来，肿得厉害，是“特发性水肿”。我就给他开了五付药，健脾利水。过了些天，老汉好了，专程来表示感谢。还有一个病人在省人民医院，肿得非常厉害。没办法，让我去看一下。我给开了个处方，三、五付药。过了几天，病人起来了，肿一下消下去了。结果这个病人好了出院了，病房里几个病人都让我给看病。

有一个小病人，是天祝县的，在县上发高烧39°C，十天不退，就来兰州，住在兰州军区总院，诊断为“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住了一个星期，高烧仍不退。孩子家人托熟人来找我，让我救救他的孩子。可兰州军区总医院并没同意我会诊。孩子家长一听就急了，当时眼泪流下来。

我被他纯然的父子之情感动了。作为行医的人，也没法在危重病人面前袖手旁观。我还是决定去给这个孩子看病。这个小孩脸色潮红，看舌头，很红；摸脉，很大很快。我说，行了，我给你开药去。今天晚上你吃一付，明天给我打电话。他给小孩吃了一付药，小孩晚上12点后再没烧。第二天我说，你今天再吃一付。就这样吃了四付药，再没烧。他准备出院了。现在这个孩子已经二十多岁了，他的家长每年都来看我，给我送了一个匾，把我作为朋友，作为恩人。

70年风雨沧桑，弹指一挥间。总结我的一生，就是四个字：教书，看病。看病已成了我的乐趣。为病人解除痛苦，已经成为我快乐之源。如今虽然已经96岁，但仍觉余热未尽，不敢偷闲，只要能动，我就给病人看病。一切为了病人，这是我所热爱的事业，也是我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

教了一辈子书，也是我足慰平生的事。我常常和学生讲“我的这点儿经验，希望你们都能学去，好给人家瞧病。”最主要的还是治病思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其实也是希望他们能兼收并蓄，多些经验少些弯路。近70年教学生涯，我手把手在临床上带出了不少学生。让我最骄傲的是，我带过的学生，很多已成为我省乃至全国医疗领域的骨干力量。

如今我离休多年，依然不想离开教学和临床。中国医学是个伟大的宝库，博大精深。在这个浩如烟海的伟大宝库面前，自己感觉知之甚少。虽然老了，但依然坚持学习，吸收新知识、充实自己。活到老，学到老，为患者服务到老……”

行医近70年，我也总结了一些治病经验，积累了一些病案，收录了一些方剂，撰写了《60年行医录》《许自诚中西医结合理论与治验集》《悬壶验录》《脏腑论》等书，希望能对后人有所借鉴。

（三）中西医结合和脏腑论

本来我在兰大学的是西医，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走上了中西医结合的路。1958年，卫生部在湖北举办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当时甘肃省只有两个名额。我是学西医的，又对中医很感兴趣。单位决定派我去学习。

1958年9月，我义无反顾地去湖北武汉参加了在湖北中医学院举办的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就这样，我成了陇上西医学中医的第一人，从此开始走上了中西医结合的道路。

1961年，在系统学习中医三年后，国家卫生部考察西医学习中医班的学习情况，我和全班同学一起谈学习体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我首次阐述了自己对中医的认知：脏腑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指导临床辨证论治的理论根据。中医的治疗是辨证的、因人而异的、个体化的治疗。在毕业典礼上，我则提出了“体表内脏相关学说”。

没想到，这次会后两三个月，卫生部来信，请我到北京写论文。到了北京，我才知道，当时自己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引起了卫生部负责人的关注，让我以此为主题写一篇论文。于是我与张大钊、李瑞臣三人用三个月时间写成了论文《从脏腑学说来看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

1962年5月29日，这篇论文在《人民日报》摘要刊登，5月30日在《健康报》全文转载，并正式发表于《中医杂志》1962年第六号。文章发表后，在全国中医界和西学中反响较大，全国展开了讨论。

后来，脏腑学说被收入我国第一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基础理论》分卷，脏腑学说也成为我在中医领域代表性的观点。

从湖北学习归来，我开始了中西医结合的实践。“西医辨病、中医诊疗”是我多年摸索出的临床经验。

中医上对一个疾病的认识，都要分清是寒证还是热证。西医治病以“病”为诊疗的单位，中医诊病以“证”为临床诊治的单位。对证治疗，合起来就是归入哪个脏腑或哪个经络。

我本人重点搞的是胃肠病。中医有一个胃热证，胃寒证，这是传统中医的命名。但是现代科学上，到底怎么叫寒证、热证？它的指标是什么？

有一天我到生理实验室，看到肛表，受到启发。如何采胃里的温度？我去找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同志谈了一下我的想法：“能不能设计一个小型温度计，测胃的温度？”这个温度计要很小，能够通过胃镜下到胃里，还要耐胃酸腐蚀。

不久之后，一个微型温度计制作好了。我和胃镜大夫任登先合作，分别找了正常人、胃热病人、胃寒病人进行分组实验。根据和正常人胃温的比较，我发现，正常人胃温是31.92°C，胃热证的人温度偏高，胃寒证的人偏低一点。最后根据这组实验写出报告。

这是用西医的方法对传统中医辨病的一次验证。试验结果以《诊断胃寒热证的新方法》为题，于1983年发表在《中国医学论坛报》上。

由于通过胃镜测量胃温难度较大，后来我又摸索出通过抽血化验胃蛋白酶或是前列腺素来判断胃寒热证的方法，这一方法简单易行，沿用至今。

察古今之变，究天人之理，几十年来，我从没有停止过对中西医结合的实践和思考。一是创立了甘肃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二是创建了原兰州医学院首个中西医结合硕士研究生点。经过这些年的辩证研究，我越来越觉得中西医结合这条路是对的。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好。可以达到既治“病”又治“证”，最后达到病证合愈的目的。只是，中西医结合目前还处在初级的临床融合阶段，正在走向理论融合，这就需更加深入的思考与实践。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余热未尽献，老骥不偷闲。